不久前，奉贤区人民检察院“沪未来·未小贤”未检团队的一次活动现场，来了一名特别的年轻人。他20岁出头，站在台上讲自己的故事时，声音还有些腼腆。
他成长于单亲低保家庭，父亲身患残疾，缺少管束的少年时代，他有过偷窃、逃学，被学校劝退，几乎所有人都觉得“没救了”。是检察官们把他送进了专门学校，心理疏导、行为规范、文化课补习同步跟进，那个叛逆的少年沉下心来读书，毕业考取护理专科，如今成了一名男护士。他感谢检察官们没有在他最迷茫的时候放弃他。“如果不是他们，我不知道自己现在会在哪里。”他说。
台下坐着的是十多年来在这个团队工作过的检察官、社工和合作单位代表。这样的时刻，似乎比任何表彰都有分量。今年是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创建40周年。日前，最高人民检察院通报表扬80个未成年人检察工作贡献突出的集体，奉贤区人民检察院“沪未来·未小贤”未检团队名列其中，是上海唯一获此殊荣的基层检察院。
在这份荣誉背后，是一场持续十余年的探索。自2015年全国首创未成年被害人“一站式”取证保护场所以来，“未小贤”团队迭代升级“一站式+N”多元救助模式，联动司法、民政、妇联、教育、社会公益多方力量，搭建起覆盖困境儿童、未成年被害人、罪错少年的全链条综合保护网络，用这套柔性司法护苗机制，在更多孩子的人生里，多增加一个拐点。
一个不断做加法的机制
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，未成年被害人做笔录的环境和方式，与成年人几乎没有区别。在派出所的讯问室里，面对不同环节的陌生办案人员，一个遭受侵害的孩子需要反复回忆被伤害的细节。每一次回忆，都可能造成二次伤害。
2015年，“未小贤”团队联合区公安分局在全国率先建了未成年被害人“一站式”取证场所。那不是一间寻常的询问室——有沙发、绿植、暖色灯光，桌椅的高度按照未成年人的身高做了调整。线索初查、询问取证、医疗检查，多种功能整合在一起，让受伤害的孩子不用再反复讲述那段痛苦的经历。
“一站式”取证保护场所。
但团队很快发现：取证只是起点。走出那间谈话室之后，这些孩子依然需要持续的关注、保护和引导。他们缺的可能是医疗、住所、学费，可能是心理疏导，甚至只是一个能带他们向上走的引路人。于是，未小贤的“一站式”开始做加法，透过每一起个案，团队注重追根溯源、延伸触角，力求将碎片化的经验固化为系统化的制度规范。
“沪未来·未小贤”团队负责人、检察官戴丽讲了一个案子。几年前，一名13岁的女孩被自己的亲生父亲侵害，父亲被刑事拘留后，案件进入司法程序，取证、审查、起诉，一切按部就班。但另一个问题很快横在了所有人面前：女孩的母亲早已不知去向，没有其他亲属可以投靠，谁来管她？今晚她住哪儿？明天她吃什么？下周还能不能上学？
检察官们翻遍了政策文件，发现司法救助可以申请但需要走流程，临时监护有规定但启动有门槛。但孩子眼前的迫切困境，没有人能给出即时答案。团队立即启动“一站式”办案救助绿色通道，同步对接民政部门和属地街道，把女孩临时安置进区未成年人保护救助中心。
然而，上海不是女孩的户籍地，长期安置无法在地念书。于是，团队又联动女孩安徽老家的检察、民政、教育部门，驱车近700公里护送她返乡。在两地通力合作下，成功帮助她申请到了国家司法救助金，福利院院长和未保站主任成了她的临时监护人，学校减免了部分学费、住宿费、伙食费。女孩重新走进了教室，性格也逐渐开朗起来。
正是这个案子之后，团队把“临时安置”纳入了“一站式”的标配环节，与民政部门建立了常态化对接机制，明确流程和责任人，为后续的案件处理提供样本。
保护半径的持续延伸
前些年，团队还遇到过另一个令人心碎的案件：一次争执中，15岁的雯雯目睹了患有精神疾病的父亲杀害了爷爷。尽管雯雯不是法律意义上的“被害人”，只是一名证人，但考虑到她受到的心理创伤不亚于任何被害人，团队迅速介入，为其安排了专业心理咨询师。
第一次见面，雯雯在咨询师对面坐了一个小时，始终低着头，偶尔点一下或摇一下头，没有说出一个完整的句子。从那天起，咨询师每周上门一次。最初雯雯只是听，后来开始用点头摇头回应，再后来愿意写几个字。直到第八周，她主动问了一句：“我妹妹还好吗？”那是案发后她第一次主动发起对话。接近二十次心理咨询后，雯雯终于愿意回忆那天晚上的细节，逐步解开心结。
跟进过程中，团队发现雯雯同样面临无人照顾、无稳定住所的困境。于是对接民政协调临时安置，同步申请司法救助金，联系学校助其复学。检察官们还组成了临时关爱小组，隔一段时间就去看她们，带上学习用品，陪她们聊天。
“沪未来·未小贤”团队负责人戴丽在“一站式”取证保护场所开展心理辅导。
戴丽告诉记者，正是从这个案子开始，“未小贤”决定做出新的尝试探索：把保护半径从“未成年被害人”扩大到所有涉案的未成年人。不论是被害人、证人，还是罪错少年，只要卷入案件、处于困境，都在他们保护引导的范围之内。
但救助需要资金，“钱从哪来”成了新问题。戴丽坦言，司法救助适用范围有限，不仅证人无法通过司法救助获得经济支持，有些困境中的孩子也不完全符合各项政策的硬性条件。于是，近两年，团队联合区未保办、市慈善基金会奉贤代表处、区工商联，设立了“未小贤”保护救助专项基金，四家爱心企业首批捐赠15万元，至今累计救助15名涉案特殊未成年人。
11岁的男孩小宇就是其中之一。父母离异后，他跟着父亲和奶奶住在小区车库里。后来父亲再婚搬去浦东，奶奶回老家照顾生病的爷爷，留下他一人住在车库里，连一日三餐都没有着落。学校的老师发现他时不时有小偷小摸的行为，深入了解才知道，那是因为他没钱吃饭。为了提供更切实有效的帮助，依托未小贤牵头设立的涉案未成年人慈善救助基金，检察官将其送进军事训练夏令营，让他学规矩、练体能、重建生活秩序，同步督促父亲履行监护义务。后来，男孩顺利入读技校，生活步入正轨。
把防线推到孩子生活的街区
“加号”越做越多，机制越做越成熟，但团队又发现了一个更深层的问题：很多孩子走到他们面前时，已经太晚了。那些小偷小摸、逃学旷课的孩子，如果早一点有人拉一把，或许根本不会滑向犯罪的边缘。
今年，“未小贤”团队在金海街道综治中心设了一个工作驿站，意在将保护网从办案中心延伸到孩子日常生活的街区。居委干部、妇儿干部、学校老师、青少年社工、社区民警，都被纳入同一个网格。
戴丽说，过去这些基层力量各自掌握零散信息，比如老师知道哪个孩子频繁逃课、夏天还穿长袖遮住伤痕，居委干部关注那些家长不在身边的孩子。但若没有一个机制把这些线索汇聚起来，就很难及时回应。
驿站要解决的正是这个问题。一旦发现异常信号，街道层面迅速召集相关条线，在最短时间内形成干预方案：派出所介入调查，学校了解情况，社工跟进帮扶，居委持续关注。为那些有不良行为但尚未构成犯罪、学校和家庭都觉得棘手的孩子，搭建一个衔接平台，构筑一张快速干预网络。“有些孩子，你不拉他一把，他就掉下去了。我们的工作，就是尽量不让任何一个孩子坠落。”戴丽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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